智商不是决定未来的唯一因素
高智商者常常存在焦虑感
如果俗话说傻人有傻福,那反过来高智商就意味着不幸?很多人都这样认为。我们的看法是天才往往受焦虑、挫败感和孤单困扰。想想弗吉尼亚·伍尔夫(Virginia Woolf)、艾伦·图灵(Alan Turing)、丽萨·辛普森(Lisa Simpson)——他们就像一颗颗孤星,但即使在他们燃烧最耀眼的时刻也倍感孤独,正如海明威曾说的那样:“聪明人拥有幸福——这样的事我几乎从未遇到。”
这似乎只是关于一小部分人的小问题——但是它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启发和影响。我们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学术智力。尽管存在很多众所周知的缺陷和局限性,智商测试仍然是衡量认知能力的主要方法。我们在大脑训练和认知提高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钱,试图提高参与相关测试的分数。但是,假如对才能的追求本身就是一场徒劳呢?
早在近一百年前就有人尝试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。在那时,美国爵士乐正处于黄金时代,智商测试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开始引起关注。此前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征兵中心,智商测试已得到验证,1926年,心理学家路易斯·特曼(Lewis Terman)决定用智商测试来找出天才儿童,并对他们进行研究。
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各个学校的地毯式搜索,他挑选出了1500名智商在140以上的小学生,其中80人的智商超过170。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“特曼神童”。时至今日,对他们人生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的研究仍在进行中。
和预期一样,很多“特曼神童”都获得了财富和名声——最著名的是杰西·奥本海默(Jess Oppenheimer),20世纪50年代经典情景喜剧《我爱露西》(I Love Lucy)的作者。的确,当他的电视剧在CBS电视台上播出时,“特曼神童”们的平均薪水已经是普通白领平均薪水的两倍了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了特曼的期望——有很多人选择了比较“平凡”的工作,如警察、船员、打字员等。因此,特曼总结道,“智力和成就之间并没有完美的相关关系”。此外,高智商也没能让他们过得比常人更幸福。在他们一生之中,离婚、酗酒和自杀水平和国家平均水平大致相当。
当“特曼神童”步入晚年时,他们故事的寓意——高智商并不等同于更好的生活——已经被人们重复了无数遍。在最好的情况下,他们会认为高智商顶多让你的生活满意度与常人无异;而在最坏的情况下,他们会说实际上意味着你怀才不遇壮志未酬。
这并不意味着,只要拥有高智商,就必然要遭遇磨难,尽管一些流行的观点这样认为。但这确实令人困惑。为什么从长期来看,卓越的智商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回报呢?
沉重的负担
一种可能是,知道自己是高智商反而变成了束缚自己的锁链。的确,在上世纪90年代,研究者请那些仍在世的“特曼神童”回顾他们过去80年人生中的大事。他们不仅没有从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满足,反而感觉自己似乎没能实现年少时曾经被赋予的期望,并深受这种失败感折磨。
这种负担——特别是再加上他人的期望——往往是许多天资儿童的共同困扰。其中最著名、也是最令人难过的案例便是数学神童苏菲亚·尤瑟夫(Sufiah Yusof)。她在12岁时被牛津大学录取,却中途退学,当了一名服务员。后来她成了一名应召女郎,边做爱边背诵数学公式来取悦客人。
在学生酒吧和网络论坛上常常听到另一种抱怨:聪明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缺点看得更加清楚。与目光狭隘的普通人不同,聪明人时刻保持清醒,为人类的现状感到痛苦,或是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愤。
事实上,持续的担忧也许是高智商的标志——但其原因并非是那些书斋式的哲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。加拿大麦克埃文大学(MacEwan University)的亚历山大·潘尼(Alexander Penney)就各种各样的话题,对学校里的学生进行了采访。他发现那些智商更高的学生的确更容易感到焦虑。而有趣的是,他们的大多数烦恼都是日常琐事。
高智商学生更可能重复一段令人尴尬的对话,而不是问一些“宏大的问题”。“事实并不是他们的担忧就更加深刻,而是他们担忧的东西更多,担忧的程度也更深。”潘尼说道,“如果某件消极的事情发生了,他们就会比别人想得更多。”
进行进一步研究时,潘尼发现这也许和语言智力有关——即智商测试中以文字游戏形式进行的测试。相比之下,这些担忧和与空间有关的智力关系要小一些(事实上,空间智力似乎能减少焦虑程度)。他认为,高超的口才可能让你更容易把焦虑变成语言,并进行再三思考。不过,这未必是一个缺点。“也许他们比常人更擅长解决问题。”潘尼说道——这或许能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。
心理盲点
然而,残酷的现实是,卓越的智商并不等同于明智的决策。事实上,在有些情况下,高智商反而会让你的选择更加愚蠢。
过去十年间,多伦多大学的基斯·斯塔诺维奇(Keith Stanovich)一直在设计有关理性的测试,他发现,公正、无偏见的决策往往和高智商无关。由于存在“主关偏见”——即我们在搜集信息时往往会进行特定的选择,以此来加强我们此前的观点。
在进行辩驳时,更明智的做法是将你自己的假设置于一旁——但斯塔诺维奇发现,聪明的人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并不高于智商只有平均水平的人。
这还不是全部。事实上,那些在标准认知测试中名列前茅的人往往更可能存在“偏见盲点”。虽然他们非常擅长批评他人的错误,却更难认清自身的缺陷。
此外,他们还更容易陷入“赌徒谬误”中去——即一枚硬币落地时,如果头十次都是正面朝上,第十一次就更可能是反面朝上。在轮盘赌游戏中,如果玩家连续得了一连串黑色,就会计划接下来押红色,而这一谬误会导致他们满盘皆输。
此外,它还可能使股票投资者在股票价格见顶之前就将股票抛出——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好运迟早都会用光的。
很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更倾向于依赖直觉,而不是理性的思考,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门萨会员相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,这也是很多智商140的人刷爆信用卡的几率是普通人两倍的原因。
的确,斯塔诺维奇发现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这些偏见。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‘理性障碍’现象——很多智商很高的人,却依旧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。”他说道,“那些宣传反对疫苗接种、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往往智商很高,并受过良好教育。”显然,聪明的人也可能被危险而愚蠢的误导。
那么,如果高智商没法保证我们做出理智的决策,获得更好的生活,我们应该依靠什么?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伊戈尔·格劳斯曼恩(Igor Grossmann)认为,我们应当将目光转向一个古老的概念:“智慧”。他的方法可能乍看之下并不怎么科学。“智慧这一概念本身就很虚无缥缈,”他坦言,“但如果你看一下智慧的定义,很多人都会同意,它形容的是能够做出正确的、没有偏见的决策的人。”
在一项实验中,格劳斯曼恩向志愿者们展示了一些社会困局——从我们如何处理克里米亚战争,到华盛顿邮报专栏“亲爱的艾比”(Dear Abby)中阐述的那些令人感同身受的危机。
在志愿者们进行交谈的同时,一个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会对志愿者的推理和偏见进行评判:他们的论点是否全面,参选人是否能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——即“理智的谦逊”——他们是否会忽略不符合自己理论的重要细节等。
结果是,获得高分意味着将来生活满意度更高,人际关系质量更好,以及最重要的是,焦虑和重复思考较少——这些似乎都是典型的传统意识里的聪明人所缺乏的素养。
明智的推理能力甚至能让人活得更长——那些获得高分的志愿者在实验进行的数年间死亡几率更低。关键是,格劳斯曼恩发现,智商和这些衡量因素都没有什么关系,高智商显然也不意味着更高的智慧。“聪明人可能会很快作出论证,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——但他们采取的方式也许带有严重的偏见。”
后天智慧
未来的雇主们很可能对这些能力进行测试,以取代智商测试。谷歌已经宣布计划对候选人的智力谦逊程度等方面进行测试,而不仅仅是考察他们的认知能力。
幸运的是,不管你的智商是多少,智慧可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“我坚定地相信,智慧是可以训练出来的。”格劳斯曼恩说道。他指出,当我们以他人为重的时候,就很容易放下我们的偏见。
他发现,如果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讨论自己遇到的问题(用“他”或“她”来代替“我”),就能创造出必要的情绪距离, 减少自己的偏见,从而做出更明智的辩驳。今后的研究将有望可以发现更多类似的小技巧。
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人们承认自身的不足。如果你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智力带来的光环之下,你就很难接受你的智力实际上在蒙蔽你的决策这一事实。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:最智慧的人也许正是那些能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的人。
检测的意义
检测的意义在于我们知道孩子的情况,然后因材施教,而不是盲目乐观智商高,就订下高目标给孩子高压力,而不去脚踏实地的帮助指导孩子。更不是智商测试结果不是高智商就放弃高目标。我们提倡的是根据结果适当订立目标,最主要是制定适当的成长管理方案,运用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来陪伴孩子关键的成长阶段。